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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与旅游消费者权益保护研讨会纪实  

2017-05-12 09:00:05|  分类: 消费者权益保护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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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与旅游消费者权益保护研讨会纪实 

 

按:20173月,第六届中国消费者保护法论坛在京召开,论坛主题为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与旅游消费者权益保护,论坛共分为三个单元:消费欺诈与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界定、旅游消费者权益保护及惩罚性赔偿的请求权基础及构成要件。现将该论坛会议内容转发推送,供大家学习研究。

 

第一单元:消费欺诈与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界定

 

案例一:消费者于20136月在汽车销售公司购买汽车一辆,后消费者发现车辆在其购买之前存在维修记录,经查,该车在20133月已经进行了一次标识为“PDI”的操作,在20135月的操作标识为维修,显示的内容为按估价单维修左门门把手及喷漆等。消费者认为汽车销售公司故意隐瞒车辆被维修的事实,属于欺诈消费者的行为,要求退货退款、三倍赔偿并赔偿车辆购置费损失。汽车销售公司称所谓的维修并非维修,而是对汽车进行第二次PDI检测,不存在欺诈行为。

 

案例二:消费者在汽车销售公司购买大众牌汽车一辆,后发现该车在交车前的检查中对燃油泵控制单元进行了更换,更换部件为原装,索赔结算单以及出厂合格证显示为本公司PDI操作,且相关操作获得了大众汽车销售公司的认可并录入大众汽车的专门系统。消费者认为汽车销售公司隐瞒了车辆被维修的事实,属于欺诈行为。要求撤销车辆买卖合同、退还车款、三倍赔偿并支付车辆购置费等损失。

 

关于经销商未将PDI检查事项告知消费者的行为,是否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是否构成欺诈,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汽车系关系消费者人身安全的特殊消费品,经营者应当就PDI检修情况明确告知消费者,否则属于隐瞒重要事实,构成欺诈。另一种观点认为PDI检测属于行业惯例,经营者未将检测情况告知消费者,不存在欺诈的故意,不应认定为欺诈,经营者仅构成侵害消费者知情权,承担普通的侵权责任,损失数额在个案中予以确认。还有一种观点认为PDI检测的内容是否属于消费者知情权的范围,未告知检测内容是否构成欺诈,应根据车辆校正的部位、更换部件价值、对车辆功能和价值的影响,在个案中予以确定。

 

上述观点引发以下研讨问题:

1.《消法》中欺诈的构成要件;

2.侵害消费者知情权与欺诈消费者的界定;

3.侵害消费者知情权损失数额的认定;

4.PDI信息是否属于消费者知情权的范畴,未告知PDI信息是否构成欺诈。

清华大学韩世远教授认为,《消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实质上是额外的金钱给付。美国的惩罚性赔偿在侵权法中适用,中国的惩罚性赔偿在合同中亦适用,两国关于惩罚性赔偿的概念存在差异。我国的惩罚性赔偿是特殊性赔偿,只有在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时方可主张,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惩罚性赔偿的请求权基础是《消法》、《食品安全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的司法解释》等规定。以《消法》第五十五条为例,该条文第一款对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进行了规定,一是存在消费合同关系,二是有欺诈行为。该条文未提到消费者的知情权,是否侵害消费者知情权并不在关注之列,故严格按照法律构成来分析具体要件,是否侵害消费者知情权以及是否造成损失并非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韩世远教授指出,尽管《消法》第八条明确规定了知情权,但该条文不是一个完全性法条,未规定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后果,故侵害消费者知情权不是一项独立的请求权基础,《消法》第八条应结合其他法律规定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如结合《消法》第四十条第一款或第三款,此时消费者的知情权应当包含在合法权益的概念之下。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但对于该赔偿责任而言,消费者应当证明其受到的损害,这是非常困难的,原因在于如何对消费者知情权的性质进行定位,即属于财产权还是人身权?若定性为财产权,又很难通过财产单位对其加以量化;若定性为人身权,系属于人格权还是身份权?消费者的知情权与肖像权和名誉权等均有所不同。案例中,法院认定汽车经销商隐瞒PDI信息侵害了消费者知情权进而要求经销商进行赔偿,并酌定了赔偿数额。应当思考的是,该赔偿是针对财产损害还是非财产损害?请求权基础是依据《消法》第八条加上第四十条第一款还是依据第五十一条?韩世远教授认为,惩罚性赔偿的立法初衷是为了保护消费者,但若惩罚性赔偿太过容易主张和实现,未必对消费者有利,应当严格界定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薛源教授认为,第一,关于经营者主动披露义务的判定标准。《消法》第八条规定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并在第二十条规定了经营者的相应义务。但上述法律条文均未规定经营者应在何种情况下主动对商品信息进行披露。由于汽车属于比较复杂的商品,涉及大量的专业知识、消费者对相关领域的知识知之甚少,且获取信息的成本高昂,在经营者和销售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故《消法》在第二十三条对此进行了特别规定,即将原本应该由消费者承担的对商品瑕疵的举证责任倒置,由经营者承担。关于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可参照金融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路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规定:保障金融消费者知情权,金融机构应当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及时、真实、准确、全面地向金融消费者披露可能影响其决策的信息,充分提示风险,不得发布夸大产品收益、掩饰产品风险等欺诈信息,不得作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这意味着就机动车等商品,经营者应承担主动披露信息的义务,其需主动披露信息的标准是:从一般消费者的认知能力和消费心理出发,凡有可能影响消费者决策的信息,经营者均应主动披露。第二,关于侵害消费者知情权与欺诈的界限。经营者未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信息,或提供的信息不准确或不全面的,是否构成欺诈,其重点不在于经营者的主观意图,而在于相关信息是否属于可能影响消费者决策的信息,如相关信息可能影响消费者决策,则构成欺诈。具体到PDI检测,其检测内容是否需要主动向消费者披露,判断标准也应该为是否可能影响消费者决策,凡有可能影响消费者决策的PDI检测信息,经营者均应主动披露,如未主动披露,属于隐瞒重要信息,构成欺诈,除非经营者证明其不存在欺诈的故意。

北京三中院法官郑慧媛对《消法》第五十五条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郑慧媛法官认为,欺诈行为的要件一直以来争议较大,实务中对于类似案件的审理,应当更加注重客观行为要件,即经营者是否存在隐瞒重要事实的行为。关于PDI类型案件包括隐瞒汽车维修信息的相关案件,郑慧媛法官通过调研2014年至2016年全国的裁判文书发现,裁判结果主要包括三大类:一、不构成欺诈,驳回诉讼请求。原因在于:经营者不存在欺诈的主观故意;买卖合同中关于车辆检查有明确的规定,消费者购买汽车意味着对PDI检测是知情的;消费者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经营者存在虚假宣传、隐瞒事实的故意;经营者的行为不属于隐瞒重要事实。二、构成欺诈,支持惩罚性赔偿。原因在于:经营者未能证明汽车检测属于PDI检测,亦未能证明检测行为是供应商的授权行为还是自己实施的维修行为,故推定明显超出例行检修范围的为维修,构成欺诈;隐瞒了重要事实如检修的部分发生过严重的交通事故等,构成欺诈;汽车属于重要的消费品,PDI信息会影响消费者的选择权,故任何隐瞒维修信息或者PDI信息的均属于隐瞒重要事实,构成欺诈。三、不构成欺诈,但仍需承担一定的责任如赔偿损失,退货退款。原因在于:PDI检测属于行业惯例,未告知PDI检测信息属于经营者认识错误,而非故意不告知,经营者不存在欺诈的主观故意;常规的检测和调整行为对车辆的性能价值影响较小,经营者隐瞒该信息不属于隐瞒重要事实,不构成欺诈。对于汽车PDI类型的案件,郑慧媛法官提出以下观点:第一,关于主观状态问题,经营者的主观可归责性系欺诈惩罚性赔偿的重要构成要件,但不仅限于故意,重大过失和明显的放任均具有主观恶性,亦可构成欺诈。第二,司法实践中应当更加关注欺诈行为的具体样态,客观形态和不法行为的危害性。第三,应重视欺诈行为与消费者作出意思表示之间的因果联系。对于危害性较小的不法行为如某案件中产品专利号标注错误不构成欺诈。第四,举证责任分配上应当适当向消费者倾斜。只要经营者客观上存在欺诈行为,应当由经营者就主观上不存在故意、重大过失等承担举证责任。郑慧媛法官还提出,惩罚性赔偿是民法中最严厉的赔偿责任形式,不应该滥用。PDI检测制度的初衷是将完好的车辆交付到消费者手中,若因未披露微小的信息而使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经营者将不再进行PDI检测,从而对消费者造成更大的损害,PDI检测制度以及汽车的召回制度也无法发挥良好的作用。希望行业协会出具相关的行业指导或加强理论研究,对相关争议问题提供相对明确的结论。

芦云律师认为,汽车PDI检测与通常意义上的汽车检查维修存在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性质不同。PDI程序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也是汽车行业独特的服务。经销商在新车PDI程序下使用供应商提供的配件对车辆进行修补、校正以及更换配件等行为,其性质等同于汽车供应商在汽车生产、装配过程中的行为。而通常意义上的汽车检查维修不具备上述性质,只是经销商或修理厂对车辆基于日常保养或出现问题的检查和维修。(二)主体不同。新车PDI程序是供应商对经销商进行授权,经销商获得准许后方可实施。通常意义上的维修则不需要授权,是经销商或修理厂的自主判断和行为。(三)检查项目范围不同。汽车PDI检查项目范围很广,一般包括运输模式的解除、发动机舱检查、车辆底盘检查、车辆内外检查、车辆功能性检查以及道路测试等。通常意义上的维修是指根据日常维修项目或车辆出现的实际问题所进行的检查和维修。(四)目的不同。新车PDI是为了向消费者提供一辆合格的车,在交付之前,对车辆进行最后一次检测和把关,对发现的瑕疵及时予以矫正和修补,使交付的新车达到供应商的新车出厂检验标准。通常意义上的维修是为了解决车辆使用和行驶中出现的问题或排除隐患。(五)流程不同。新车PDI程序下的修补、校正行为需要通过管理网络上报供应商,并由供应商承担相关费用。通常意义上的维修由经销商自主判断和维修,无需上报供应商,费用一般由消费者承担。(六)操作人员资质要求不同。新车PDI的操作技师均应经过供应商培训认可,或由供应商直接指派相应资质的技师现场指导或操作。通常意义上的维修不需要特别的资质。(七)使用的配件不同。新车PDI所有配件均系供应商原装调度,每个配件有识别代码,供应商都记录在册。通常意义上的维修对配件无特别要求。(八)是否必经程序不同。新车PDI系必经检测程序,而通常意义上的维修不是必经程序。(九)是否计入特定系统不同。汽车PDI,经销商须将相关信息录入特定管理系统中,获得供应商许可后,方可展开。通常意义上的维修一般不会计入系统。(十)结果不同。汽车PDI程序操作后的车辆属于新车。通常意义上维修之后的车辆不属于新车。关于侵害消费者知情权和欺诈消费者的界定,芦云律师指出,尽管《消法》第八条规定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但相关法律法规并未对消费者知情权的范围作出明确的界定,在认定经营者是否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时,可以从一般消费者的认知能力和消费心理出发,以相关信息是否会影响到一般消费者的消费选择为依据。根据一般消费者的认知能力和消费心理,如果相关操作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消费者的购买选择,则属于消费者知情权的范围。关于欺诈消费者的界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对欺诈行为进行了规定,故构成欺诈应符合四个要件,即欺诈方客观上实施了欺诈行为,主观上有实施欺诈的故意,被欺诈方基于欺诈的行为做出错误的判断并据此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所以,经营者未主动告知消费者相关信息损害消费者知情权的行为,还应具备故意隐瞒的主观恶意,才能构成欺诈。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秘书长刘文姬称,汽车PDI程序是汽车行业进步的标志,如果PDI检测出现较大问题,应当告知消费者。行业协会将结合国际惯例制定相应的规范,即如果汽车检测维修产生的费用超过车辆费用的5%,则需要告知消费者。目前,虽然各汽车供应商都有自己的PDI流程,但执行尺度不一,行业协会将组织业内专家起草新车用车服务指引,引领行业规范经营。

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周罡认为,汽车检测是一个复杂的项目,只有将汽车检测标准化和流程化,才能提高消费者的认知。在没有统一而确定的标准和流程的情形下,汽车经销商应当告知消费者相关的汽车检测信息,包括具体的检测内容,确保消费者对汽车检测事项享有知情权。

北京高院研究室副主任刘书星认为,在认定汽车经销商应当披露PDI检测信息时,应当考虑到企业的披露成本和产业发展。我们无法得出一个完全披露或不完全披露的结论,披露应当在合理的界限内,具体的范围应当根据《消法》以及实际影响消费者选择权等权益的程度界定。

邱宝昌律师认为,关于惩罚性赔偿,《消法》、《食品安全法》、《旅游法》以及《侵权责任法》等都有所规定,同时,行政法和刑法中相关的制度也应当配套实施。目前,在假冒伪劣、虚假广告、价格欺诈等问题上,民事、行政以及刑事责任上还有衔接的空间。关于消费者的知情权,并不能将其孤立看待,其与选择权是相互联系的。而关于欺诈的界定,《北京市消法实施办法》第十四条就是对欺诈行为的客观判定,但是司法实践中很少对此进行适用。对PDI检测的披露,法院可以向汽车经销商出具司法建议,对PDI进行公示。

北京大学刘凯湘教授对知情权以及欺诈行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关于知情权和欺诈行为的关系。知情权属于《消法》中的权利,合同中的知情权已经被其他权利所吸收,只有在《消法》中才存在独立的知情权问题。欺诈行为必定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即使没有故意,过失行为同样会对消费者的权益造成损害。但在司法实践中,知情权受损寻求救济时,常常被损害赔偿请求权所覆盖和吸收,仅以知情权受到损害进行救济很难,必须结合侵害知情权造成的损害后果进而要求解除合同或者撤销合同。第二,关于知假买假是否受《消法》保护。刘凯湘教授认为,知假买假不受《消法》保护,消费者可以要求解除合同、退货退款,但不适用惩罚性赔偿。第三,关于欺诈的认定标准,应当从欺诈的实质进行判断,并非所有的虚假宣传都会构成欺诈。如超市销售的蜂蜜包装上宣传经常食用有益健康并非虚假宣传,不构成欺诈。第四,关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运用。职业打假并不能改变当前市场假货肆意的状态,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合理运用需要各项制度和措施的有效配合。

 

第二单元:旅游消费者权益保护

 

案例一:郁某等人与旅行公司成立旅游服务合同,由郁某等人自行购买航空客票,旅行公司为其提供地接服务。郁某等人购买的航空客票为联票,包含四个航班,并将航班信息告知旅行公司,旅行公司设计旅游方案并发送了《旅行产品确认单》。后旅行公司在将郁某等人送至机场时发现机场错误,导致郁某等人重新购买机票。郁某等人要求旅行公司赔偿购买机票产生的损失。

 

案例二:旅游者参加旅行社组织的草原三日游并交纳团费,后在自费骑马过程中受伤,且其之前与马场负责人签订协议称如果摔伤也与旅行社没有关系,由马场负责人负责。现旅游者要求旅行社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损失。

 

研讨问题:

1.旅游合同订立与履行中的争议问题;

2.航班延误时的索赔;

3.旅游者解约的法律后果;

4.旅游者遭受人身损害时经营者的救助义务;

5.旅游经营者的提示和告知义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特教授认为,《消法》对消费者的倾斜性保护实质上是政治问题,在保持政治正确的同时,可能会牺牲法律体系本身的逻辑性、科学性和完整性。马特教授认为,知假买假是市场现象,是消费者的自愿冒险行为,其要求赔偿本身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不应当对知假买假行为予以《消法》上的保护,亦不能支持其退货退款的请求。关于知情权问题,《侵权责任法》对保护的客体进行了列举,但并不包括知情权,若要在民法中构造一个侵犯知情权责任,则需论证知情权属于《侵权责任法》中等权利的范围。故在司法领域中,侵犯知情权能否作为独立的侵权责任客体仍需讨论,在没有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很难对单纯侵犯知情权的行为进行救济。关于旅游合同中旅游经营者的救助义务,马特教授认为,旅游者在自费项目中受伤,且在事先约定免除旅游经营者责任的情形下,不应当要求旅游经营者进行赔偿。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宁红丽教授认为,关于旅游服务瑕疵的认定,应当结合合同中对服务品质的约定,具体应考虑如下因素:一是旅游行程的安排。如安排过多商店购物或者停留时间过长等均属于旅游瑕疵。二是旅游费用的高低。在一般交易观念上,旅客对低价的旅游不应作过高期待。三是旅行社对给付的实际控制力。由于旅行社的一部分服务一般是委托给独立的第三人,比如运输、酒店等,不能要求旅行社完全作为,只要旅行社按照自己的水平提供了服务即可认定其完成了给付义务。四是旅客的实际情况。应考虑旅游者的身体状况、年龄等特征综合认定旅游服务是否符合约定品质和通常价值。在旅游服务存在瑕疵时,旅游者可根据《旅游法》第七十条的规定要求旅游经营者改善瑕疵或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也可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要求减价或者解除合同。同时,宁红丽教授指出,出现不可抗力时,旅游经营者可免除经营者责任。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旅游合同履行中的不可抗力认定较为宽泛,航班延误、飞机跑道施工、道路中断、景点天气异常、因第三人原因导致交通事故等都被认定为不可抗力。

北京高院研究室法官凌巍认为,旅游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出境旅游中旅游经营者在旅游之前的告知义务;二是旅游中危险的及时排除义务;三是发生事故后的救助义务。关于危险的及时排除义务和救助义务,实践中分歧较大,这和目前旅游形式的多样化有关。在当前跟团旅游和自由行混合模式下,旅游者已经不仅是被动的消费者,很多情况下其积极参与了旅游行程的制订,有充分的自主性,旅游经营者对游客的行程干预和控制力得到限缩,旅游者作为消费者的弱势地位得以改善。同时,对于出境游的安全保障义务,由于事实查明一般较为困难,应当充分运用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对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进行平衡。

中青旅质检合规部总经理李广认为,《旅游法》第六十五条并非赋予游客任意解除权,在旅游服务合同中,仍应坚持合同自治、有约必守的底线。旅游活动本身价值性较高,并非生活必须品,不应对旅游者过度保护,应当实现均衡保护。

最高院第一巡回法庭法官王毓莹称,关于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各位专家学者已经达成共识,即反对过度维权。如果对消费者进行过度保护,最终买单者仍为消费者本人,以旅游合同为例,若对旅游者过分保护,旅游经营者势必会提高旅游价格,最终将保护成本转嫁到旅游者自身。因为旅游合同连接着吃、住、行、游、购、娱,司法实践中审理难度较大,争议较多,王毓莹法官认为,可加强对宁红丽教授提出的瑕疵给付义务、马特教授提出的救助义务以及李广经理关于任意解除权观点的研究,以解决审判实践中难处理的问题,促进裁判尺度统一。

北京高院民一庭庭长单国钧认为,无论是旅游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还是实务中经常出现的旅游服务的瑕疵问题比如航班延误甚至是《消法》中的知假买假问题,均为实践中较难处理的问题,仍需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单国钧庭长从法官的角度提出三点看法:一是利益协调问题。利益协调不仅是事实问题,更是法律问题。审判工作中实现利益协调的基本做法是将立法精神与社会实际相结合,将社会的一般公正在个案中体现。而关于侧重保护问题,一定应为平衡保护基础上的侧重保护,因为这同时涉及到产业规范和社会规范。在自费骑马问题上,这本可以成为一般问题,即骑马有危险众所周知,无需提醒相关风险,但涉及到出境旅游中,马的特点、草原的特点便会在个案中有所不同,旅游经营者是否应尽到安全警示义务,则应当结合个案因素进行利益的考量。二是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法律和事实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审判实践中,应把事实问题放在审判工作的第一位。三是司法机关的职能发挥问题。关于知假买假,是否可以通过司法机关的工作来减少或者遏制假冒伪劣商品的蔓延?在中国的制度体系下,行政力量的作用效果可能更加明显。对于司法机关而言,司法职能的发挥很大程度上是去印证社会公平,进而影响产业规则的制定和产业的发展。

中国消费者协会法律与理论研究部主任陈剑认为,旅游合同中涉及三个核心问题,即旅游经营者的安全警示义务、审慎选择义务和救助义务。关于安全警示义务,《消法》第十八条做了明确规定,故无论消费者身份地位、知识水平以及对危险的判断能力如何,旅游经营者都应当履行安全警示义务。关于审慎选择义务,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进行了规定,旅游经营者对旅游服务者有审慎选择义务,如旅行社作为经营者,其应当对航空公司的诚信状况较为了解,则应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和选择义务。关于救助义务,对于自费项目,从引入论角度看,引入本身是旅游经营者的行为,而其又是旅游服务的获益者,应当承担相应的救助义务。回到之前的案例,双方之间关于第三方免责的规定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第三单元:惩罚性赔偿的请求权基础及构成要件

 

案例一:消费者在商场购买衬衫后发现衬衫的标注成分与实际不符,将100%桑蚕丝标注为90%桑蚕丝、10%氨纶,消费者认为经营者构成欺诈,经营者辩称桑蚕丝的价值更高,其不具有欺诈的恶意且商品本身无质量问题。

 

案例二:消费者购买的普通食品中添加了药品灵芝,灵芝不属于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消费者认为经营者销售的食品中非法添加药品,违反了食品安全标准,应当进行惩罚性赔偿。经营者辩称灵芝的营养价值较高,食品中添加少许灵芝,该食品实质上是安全的,未对消费者造成损害,不应当赔偿。

 

案例三:消费者在购买某保健用药后发现当地药监局对上述药品按照假药论处并进行了行政处罚,消费者遂要求经营者退款并按照食品安全法进行十倍赔偿,经营者辩称该商品属于药品,并非食品,不应适用食品安全法的惩罚性赔偿条款。

针对上述情形,引发了惩罚性赔偿构成要件以及请求权基础的讨论。一种观点认为,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包括:经营者存在主观恶意、不法行为具有较大的危害性、对消费者造成了实际损害、实际损害与不法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另一种观点认为,《消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并非传统民法中以填平为原则的损害赔偿,而是具备威慑功能、预防功能以及激励功能的特殊赔偿。只要经营者存在可归责的主观状态(包括过失)、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即可认定适用惩罚性赔偿。

本单元研讨问题包括:

1.惩罚性赔偿与经营者的主观恶意;

2.惩罚性赔偿与违法行为的危害性;

3.惩罚性赔偿与消费者的损失;

4.惩罚性赔偿的请求权基础及请求权的竞合问题。

北京一中院研究室法官王玲芳认为,惩罚性赔偿之所以产生较大争议,很大的原因在于对欺诈的认定也存在争议。《民通意见》第68条认定了欺诈的标准,故在案件审理时应严格适用法律。关于惩罚性赔偿是否以损害为前提,存在不同的观点,且都各有道理。王玲芳法官认为,即便不以损害为前提支持惩罚性赔偿金,对损害的认定在审理中也是不能忽视的。

中国政法大学吴景明教授认为,台湾对惩罚性赔偿进行了细化,经营者存在故意的,消费者可请求损害额五倍以下惩罚性赔偿金;存在重大过失的,可请求三倍以下惩罚性赔偿金;存在过失的,可请求一倍以下惩罚性赔偿金。而大陆的现有法律,如《消法》、《食品安全法》、《侵权责任法》等关于惩罚性赔偿,在主观要件上均强调必须是故意,过失不适用惩罚性赔偿。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请求权基础,大陆既适用于违约行为,也适用于侵权行为,且对侵权行为的惩罚性赔偿仅适用于造成死亡或残疾的人身损害方面;台湾地区仅仅适用于侵权行为。关于惩罚性赔偿是否以造成损害为前提,吴景明教授认为,违约情形下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不要求造成损害后果,因为惩罚性赔偿的金额是以价款来计算,而非以损害额进行计算;但在侵权情形下,则要强调损害后果的产生。

北京高院民一庭法官赵彤对《食品安全法》中的三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第一,关于《食品安全法》中第一百四十八条中不符合食品安全规定的食品的认定问题,即如何界定食品生产许可与食品安全标准的关系。赵彤法官认为,食品生产许可与食品安全标准不属于同一范畴,不能简单等同,不能将未取得生产许可的食品直接划入不安全食品的行列。未经食品生产许可便生产和销售的食品应该从实质安全标准和形式安全标准两个方面判断。关于实质安全标准,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的食品,并不是实质上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此时,食品的生产者应当对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理由进行合理说明并对涉诉食品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和要求承担举证责任;关于形式安全标准,根据预包装食品安全通则的规定,食品标签上应当标注生产许可证号,对于未标注或虚假标注的行为,均违反了食品安全形式上的要求,此种行为会给消费者造成误导,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涉诉食品违反上述任何一个标准,均应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第二,关于《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中经营者明知的认定,即进口食品中,经营者销售食品时对中文标签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负有法定审核义务的认定。赵彤法官认为,进口食品经营者取得检验检疫证明仅表明行政机关核准其进口,但检疫机关不负责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和食品流通的监督管理,故经营者应当负有审核食品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义务。

第三,关于《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但书条款的适用。如何认定食品标签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赵彤法官认为,误导有很多种类型,有视觉误导、概念误导、功能性误导、选择性误导等等,审判实践中应当对误导的范围做限缩性解释,将误导限定于食品安全的误导为宜,即标签、说明书存在瑕疵但是瑕疵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导致食用安全上的误导的,食品经营者可以排除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应当说明的是,该误导瑕疵尽管与食品安全没有关系,如价格、选择上的误导,仍有可能构成《消法》上的欺诈行为,消费者可依据《消法》第五十五条要求三倍赔偿。

张学明律师认为,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应当区分一般产品质量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区分一般商业性误导和安全性误导、区分一般性标签瑕疵和安全性标签瑕疵,只有在切实涉及食品安全的问题时,方可适用惩罚性赔偿。同时,由于食品安全问题的多样性、复杂性与检验、检疫的局限性,实践中,真正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鉴定存在很多困难。

邱宝昌律师认为,如何对消费者进行认定,进而判断其是否受《消法》保护,不能完全从购买商品的数量和价格进行判定,这是不符合逻辑的。审判实践中,在不能证明消费者系为生活需要购买商品时,应当以是否有利于广大消费者的保护、是否有利于企业公平竞争等方面综合考虑消费者的主体地位。

中国消费者协会法律与理论研究部主任陈剑认为,任何争议问题的研讨都应当考虑背景问题,对于法院而言,应当思考社会的整体价值,在这个大背景之下找到主要矛盾,进而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司法审判工作最终要解决整个社会环境的治理问题,因为司法审判具有示范效应。关于知假买假问题,陈剑主任提出应当从引入论、控制论和收益论三个方面进行考虑,进而判断应打击欺诈行为还是应打击知假买假者。

国家质检总局法规司副巡视员薛国芹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立法中已有明确的规定,但是该制度是不完善的,未形成统一的、完善的程序性制度,同时欠缺相关的配套制度,直接影响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的实施。我国有必要建立科学完善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会长河山对《消法》中欺诈的概念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河山会长认为《消法》上的欺诈无需满足民法中的四要件,《消法》立法实际采纳的是罗马法的结果主义,只要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消费者确实购买了商品或接受了服务,即可主张惩罚性赔偿。

 

来源:微信公号北京审判

整理人:北京市三中院郑慧媛、夏海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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