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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行政执法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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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转载】如何判断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  

2015-11-17 14:51:0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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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剑生

 

一.第一阶次:是否属于“政府信息”?不予公开

《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经审查,若不属于政府信息的,不予公开。

 

●在魏根娣诉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争议案中,法院认为:“上诉人申请公开的《法律意见书》系被上诉人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在审查区房地局提出的强制执行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裁决申请并作出决定的过程中,由其内设机构法制办出具的内部审查意见,不属《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中的政府信息范围。”

 

●在育强诉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总队政府信息公开案中,法院认为:“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公开的《参考意见》、《参照表》是被上诉人整理的指导内部工作的资料,其中收集的信息,已由相关部门公开;且《参考意见》、《参照表》作为内部工作资料本身不属政府信息,被上诉人不具有公开内部工作资料的法定职责及义务。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公开工作资料,无法律依据。 

 

徐某某与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虹口分局信息公开申请答复纠纷案中,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具有针对向其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处理的法定职责。《条例》二条明确,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根据《规定》二十一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条例》十三条规定向行政机关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应当提交申请书,申请书中应有明确的政府信息内容,包括能够据以指向特定政府信息的文件名称、文号或者其他特征描述。上诉人徐某某向被上诉人虹口工商分局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获取“上海燃气市北销售有限公司营业所是有独立法人资格能以自己名义承担法律责任的分公司,或没有独立法人资格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承担法律责任的分公司”的材料。显然,该申请没有指向特定的政府信息内容,而是要求被上诉人就其提出的问题作出选择性答复。被上诉人虹口工商分局认定上诉人的申请不属于《条例》《规定》所指的政府信息,并作出被诉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

 

(1)过程信息

 

即行政机关作出决定之前制作、保存的政府信息。

 

国办2010第5号文件:“行政机关在日常工作中制作或者获取的内部管理信息以及处于讨论、研究或者审查中的过程性信息,一般不属于《条例》所指应公开的政府信息。”

 

《浙江省政府信息公开暂行办法》第20条第3项规定:“属于行政机关之间和行政机关内部行文的请示、报告、批复、会议纪要、抄告单等文件和资料,不作为行政管理依据的,可以不予公开,但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作为行政管理依据的,应当予以公开,并按照本条第(一)项规定答复处理。”(第1项规定:“属于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能够在答复时提供具体内容的,应当同时提供。”)

 

最高法院在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中,曾有“尚处于讨论、研究或者审查过程中的政府信息,公开可能影响正常行政管理活动和行政目的实现的”,不予公开。

 

(2)历史信息

 

即《政府信息公开公开条例》实施之前由行政机关制作、保存的政府信息。国办2007年第54号文件要求:“按照由近及远的原则,重点对本届政府以来的政府信息,特别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进行全面清理。要依据保守国家秘密法和《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科学界定公开和不能公开的政府信息,凡属于应当公开的必须按规定纳入公开目录。

 

    政府信息公开第一案

 

2008年5月4日,也就是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湖南省汝城县的黄由检、邓柏林等5位退休职工来到县政府大楼,递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请求县政府公布有关县自来水公司改制情况的调查报告,被当场拒绝,理由是调查报告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因为这个调查报告是在2007年作出的,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在2008年5月1日实施的,按照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此报告不受新条例约束。

二.第二阶次:是否属于“两秘密一隐私”?:不予公开

《条例》第14条第4款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但是,经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可以予以公开。”

 

经审查,如属于政府信息的,则应当依照上述规定继续审查它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如属于“国家秘密”,则绝对不公开。

 

●如在王某与上海市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政府信息公开纠纷上诉案中,法院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的相关规定,虹口房管局是对上诉人王某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进行答复的义务机关。虹口房管局在收到上诉人的申请后,经审查,根据沪房地资公[2006]314号《关于将本市公房资料列为保密资料的通知》、《上海市公房资料查阅暂行规定》之相关规定,确认上诉人申请公开的信息为“公房资料”,属于国家秘密,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相关规定,决定不予公开,并在法定期限内向上诉人作出答复,证明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

 

●又如上海经协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诉建德市人民政府其他信息公开案中,法院认为:

 

本案中的《合作备忘录》系建德市政府和永康市政府根据《纪要》确定的内容和要求,为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联合签署的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下简称保密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机关、单位执行上级确定的国家秘密事项,需要定密的,根据所执行的国家秘密事项的密级确定。因此,在《纪要》已被有权机关确定为秘密级国家秘密的情形下,执行该《纪要》的派生事项《合作备忘录》也属秘密级国家秘密。故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属秘密级国家秘密而不予公开,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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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秘密审查中的若干问题:

 

(一)国家秘密认定

《保守国家秘密法》第2条规定:“国家秘密是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4条:“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机制,明确审查的程序和责任。 行政机关在公开政府信息前,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审查。行政机关对政府信息不能确定是否可以公开时,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报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同级保密工作部门确定。”

 

1.内容要件的审查

 

郑洪与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政府信息公开决定纠纷上诉案中,上海市延安中路913弄101号房屋现为公房。郑洪于2008年6月16日向原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下称原市房地局)提出申请,要求获得“四明银行上海分行(后为公私合营银行)自1949年8月至1958年11月止关于延安中路913弄101号房地产权利登记、变更原始记录凭证”的信息市房地局在收到郑洪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进行审查,依照有关公房历史资料定为保密资料的规定,查明郑洪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属国家秘密范畴,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政府信息告知书》,决定不予公开。法院认为:原市房地局具有受理和处理向其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法定职责,负有对上诉人郑洪要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的义务。上诉人要求获取“四明银行上海分行(后为公私合营银行)自1949年8月至1958年11月止关于延安中路913弄101号房地产权利登记、变更原始记录凭证”信息。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上诉人申请的内容系国家秘密,属于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

 

2.程序要件的审查

 

●2000年11月3日,焦作市某律师事务所于萍及其助理卢鑫受马明刚之妻朱克荣的委托,担任涉嫌犯贪污罪的马明刚的一审辩护人。

2000年11月1日,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检察院以马明刚犯贪污罪向沁阳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移送该案主要证据的复印件6本。同年11月3日,朱克荣得知该案已到法院,遂与被告人于萍联系请她阅卷,于萍即安排卢鑫前往沁阳市法院复印材料。卢将马明刚贪污案的卷宗材料全部借出,在复印部复印结束后,马明刚的亲属闻讯赶来并提出阅览卷宗的要求。卢不同意并答复在征得于萍同意的前提下才允许。马明刚的亲属遂拨于萍手机,在卢确认于萍同意的基础上阅览卷宗。之后,马明刚亲属根据卷宗研究并联系相应证人,对案件所涉及的材料做了相应工作。之后本案相关的证人张某、吕某、王某等人均做出虚假证明。

2000年11月15日,马明刚贪污一案进行开庭审理,庭审中被告人于萍出示了有关证人出具的虚假证明,又由于该案的事实不清,公诉机关两次提出延期审理的建议,决定补充侦查。经河南省国家保密局、焦作市国家保密局鉴定,被告人于萍让马明刚亲属所看马明刚贪污一案的主要证据复印材料6册卷宗均属机密级国家秘密。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于萍犯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向沁阳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该案一审判定于萍有罪,于萍不服,上诉后二审撤销一审判决并宣布其无罪。该案的焦点在于复印的卷宗材料是否属于国家秘密,也就是界定国家秘密的问题。虽然河南省国家保密局和河南省焦作市国家保密局在事后鉴定于萍泄露的贪污案的案卷材料属于机密级国家秘密,即内容上符合国家秘密的内容要件。

但是法院判定上诉人无罪,理由之一就是复印的卷宗材料未标明系国家秘密。根据《检察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的附件《确定检察诉讼文书密级和保密期限的规定》第2条规定:“各级检察机关应依照本规定对诉讼活动中形成的诉讼文书标明密级和保密期限。”第5条规定:“对属国家秘密的检察诉讼文书,但不宜直接作出标志的,须告知应知悉者并做文字记载。”并将证人笔录、被告人供述作为不宜标志的机密,保密期限延至庭审前。公诉机关将此规定作为主要法律依据指控被告人于萍的行为构成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然而该案中卷宗中的供述和证言材料上均未标明密级,且在整个诉讼活动过程中,又从未有人告知于萍口供和证言是国家秘密,不准泄露给不应知者,公诉机关也未拿出该项记载证实这一告知。故不能证实于萍明知该案卷宗材料是机密级国家秘密。

 

 (二)相关问题

 

1.《档案法》中的“档案信息”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已经移交档案馆及档案工作机构的政府信息的管理,依照有关档案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第2款规定:“政府信息已经移交各级国家档案馆的,依照有关档案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工作秘密”

 

《广州市保守工作秘密规定》,该规定第2条规定:“本规定所称工作秘密,是指在各级政府及其行政管理部门的公务活动和内部管理中,不属于国家秘密而又不宜对外公开的,依照规定程序确定并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于一定范围人员知悉的工作事项。”

其范围包括:

1)拟制中不宜公开的政策文稿;

(2)不宜公开的会议材料、领导讲话材料;

3)不宜公开的规划、计划和总结;

4)业务工作的管理和监督活动中不宜公开的事项;

5)拟议中的机构设置、工作分工、人事调整和职务任免、奖惩事项;

6)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档案及其有关材料;

7)正在调查不宜公开的材料、证词、证据和其它事项;

8)不宜公开的计算机系统网络总体方案、安全保密实施方案;

9)不宜公开的内部管理措施;

(10)国家有关规定中其他工作秘密。

 

《公务员法》第12条规定:“公务员有保守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的义务。”根据规范分析,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1)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2)公务员有保守工作秘密的义务。

 

《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经济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中有关统计工作条目的解释的通知》可以得到肯定的答案。该文件第6条规定“……若属工作秘密事项的,仍要按内部资料进行管理,未经领导批准同意,不得对外提供。”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1)内部资料和工作秘密是两个概念;

(2)保密规定中“按照内部资料管理”的事项是“工作秘密”。

 

3.“内部公开”

《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12条规定:“公开义务人的下列内部政府信息,应当实行内部公开:

1)领导成员廉洁自律情况;

2)内部财务收支情况;

3)内部审计结果;

4)公务员人事管理情况

6)其他应当公开的内部政府信息。

 

2006年6月15日原告吴某通过政府网站中的“在线回复栏,要求被告安庆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公告其所依据的安徽省公安厅公交管(2004)314号文件《关于全面实施机动车驾驶人信息卡管理系统建设的工作意见》

被告以该文件是省公安厅实施机动车驾驶人信息卡管理系统建设的一个工作方案,不是向社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为由,拒绝公告该文件。

原告被告的行为侵犯行政知情权并构成了行政不作为为由,提起行政诉讼经审查,法院以原告无证据证明其向被告提出了要求公告该文件的申请,且被告无在报刊、网站上公布(2004)314号文件的法定义务为由,驳回诉讼请求。

本案中,尽管没有出现“内部公开”之说法,但“被告以该文件是省公安厅实施机动车驾驶人信息卡管理系统建设的一个工作方案,不是向社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为由,拒绝公告该文件”之说法,其本意是该“工作方案”属于内部公开的信息,它不对社会公开。

 

4.“内部资料”

吴啟群等四人诉杭州市人民政府不履行信息公开法定职责案中,原告吴啟群等四人于2008年7月22日向杭州市政府邮寄了《要求公开2006年5月19日杭府纪要[2006] 97号文件的报告》,认为其系原国有企业杭州长运公司在2001年企业改制时的在册内退职工,2004年12月以来因发现自身权益被侵害、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后,开始上访。2006年5月19日,杭州市国资委、经委、劳动保障局、财政局、信访局、交通资产经营公司等部门及杭州长运公司召开专题会议,并形成杭府纪要[2006] 97号(下称《会议纪要》)文件。

原告等认为该《会议纪要》的规定,继续侵害其合法权益,杭州市人民政府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信息公开条例》)第一条、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主动公开。杭府纪要[2006] 97号文件直接涉及其切身利益,应该有知情权,申请市政府公示该文件,并提供原始复印件。

被告称:该文件系政府内部公文,该文件记载的信息为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有关直属单位召开长运公司退养人员信访问题专题会议的开会时间、参加人员以及研究、讨论如何答复信访人的工作安排过程中形成的内部政府信息,只限一定范围内的人员知悉。

法院认为:被告辩称该文件属限制阅读的政府内部公文,只限一定范围内的人员知悉,不属于信息公开范围,但其提供的法律依据不能证明其的辩称理由成立,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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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审查

 

(一)商业秘密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中规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的﹑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商业秘

●2003年3月21日,王某与哈尔滨哈电地产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认购动迁原址新建乐福小区住宅一套。对比周围的商品房价格,王某认为这套使用面积53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16.9249万元的价格过高。 
    王某查阅了相关法律、法规后得知:建设部《关于印发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中第8条规定,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由有定价权的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建设主管部门按照本办法有关规定,在项目开工之前确定并向社会公布。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也规定,经济适用住房销售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按保本微利原则,由成本和利润构成,利润限定在3%以下,经济适用住房建设成本由市建设主管部门审核,销售价格由市场物价部门批准,按项目向社会公布。
     2004年6月14日,哈尔滨市物价局作出答复说,开发商哈电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没有向物价局提出定价申请,所以不能定出价格和向社会公布。同时说明:“开发商向本机关提交的定价成本和计算资料,属开发商的商业机密,本机关即使制定价格,也不能将这些成本资料对社会公布。”    

2005年8月8日,王某再次向道里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不久法院作出判决,判令物价局对王某提出的哈电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所售房屋是否违反价格规定,对经济适用房价格审批表、基准价计算表给予公布的诉讼请求作出明确答复。哈尔滨市物价局不服,提出上诉,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今年5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个人隐私

 

吴某诉上海市虹口区国税局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中,法院认为

个人隐私一般是指公民个人生活中不向公众公开的、不愿公众知悉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设立隐私权旨在保护权利人免于被骚扰和其尴尬事实免于被披露。身份证号码具有识别公民身份的独特功能,个人住址与联系电话亦与人身密切相关,三者均具有不向公众公开、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特征,属于个人隐私,符合隐私权的设立宗旨,被告该认定并无不当。

●褚某是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律师。2005年7月20日,他受广东中山市某厂委托,在当地法院状告武汉籍被告翟某拖欠14万余元承包款。因怀疑翟某向其妻杨某转移财产,他准备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并将杨某追加为第二被告。法院要求提供翟、杨二人夫妻关系证明。7月27日,褚中喜到江岸区民政局,要求查询翟某、杨某婚姻登记状况,并请该局出具证明。该局以此举涉及个人隐私为由拒绝。褚中喜以该局违反“政府信息公开”的规定为由,状告该局行政行为违法。查询婚姻登记关系是否涉及个人隐私,成为庭审焦点。褚中喜称,按《武汉市政府信息公开暂行规定》,只要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等,均属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而夫妻关系应属公开信息。江岸区民政局代理人辩称,尽管“个人隐私”的概念及范围目前法律尚无明文界定,但按通俗理解和惯常做法,婚姻关系及登记情况应属此范畴,同时《湖北省婚姻登记档案管理规定(试行)》规定,除司法机关以外,只有当事人本人及委托代理人才可以查询,褚中喜因不是翟某的代理人,所以无权查询。法院支持了被告的观点。

 

●在一个案件中,原告林某发现其丈夫陈某与同村妇人王某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即拨打了110报警。派出所接警后赶到现场,对陈、王二人进行询问调查,并作了笔录。据原告了解,陈、王二人承认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并在笔录上签名确认。但当原告向派出所申请复印有关笔录时,遭到拒绝。公安机关的理由是涉及他人隐私,须由司法部门调取。原告认为,陈、王二人的同居行为侵犯了原告的配偶权与财产权,还有可能构成犯罪。陈、王二人的隐私并非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原告应有权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获取这方面的信息,以保护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合法权益,为此提起了行政诉讼。在诉讼中被告同意将诉请公开的信息提供给原告,原告即撤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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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认定属于“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则相对不公开,即“经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可以予以公开。”

这里引入两个选择性权衡标准:(1)权利人同意;(2)公共利益。

 

●如吴某诉上海市虹口区国税局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中,法院认为

 

个人隐私一般是指公民个人生活中不向公众公开的、不愿公众知悉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设立隐私权旨在保护权利人免于被骚扰和其尴尬事实免于被披露。身份证号码具有识别公民身份的独特功能,个人住址与联系电话亦与人身密切相关,三者均具有不向公众公开、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特征,属于个人隐私,符合隐私权的设立宗旨,被告该认定并无不当。根据《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第四款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但是,经权利人同意公开的可以予以公开。同时《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三条又规定,行政机关认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见。由此可见,对于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在作出答复前应当书面征求权利人意见。被告辩称其通过申江公司向个人隐私权利人征询意见,但从其出具给申江公司的意见征询单及申江公司填写的回执看,均未涉及个人隐私部分,该意见征询单仅能表明申江公司作为商业秘密权利人不同意向原告公开商业秘密。因此,被告以此证明其符合《信息公开条例》规定,证据不足。被告未经征询程序即以个人隐私权利人不同意公开个人隐私为由,不予公开原告申请公开的第(一)项信息,违反法定程序。

 

如果行政机关不认定政府信息是否属于商业秘密、个人隐私,而是直接征求第三人是否同意,不符合法律规定。●如在北京北方国讯通讯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案中,法院认为: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第四款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但是,经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影响的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可以予以公开。同时,第二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认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意见;第三方不同意公开的,不得公开。因此,行政机关对涉及商业秘密的信息具有进行审查的法定职权,并对此负有举证责任。行政机关在不作审查的情况下,径行征求第三方意见,并以第三方不同意公开作为信息不予公开的理由,于法无据。本案中,被告在不予公开告知书中明确其理由为: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的其他情形,具体是第三方不同意公开,该理由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被告以此为由对原告申请获取的信息不予公开,缺乏法律依据。

 

如在俞霞金等诉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案中,原告要求被告公开村民申请建房时的年龄,用于判断申请人是否符合相关规定。而被告则辩称,年龄是一个人的基本信息,属于个人隐私的范畴,故依法不予公开。对此,法院认为:

目前尚无明确法律法规界定个人隐私概念。政府信息公开中的‘个人隐私’,应根据公开后是否会对权利人生产、生活造成明显不当影响来判断,不能将所有的涉及个人的资料都列入‘个人隐私’的范畴。原告在申请书中要求被告公开‘提出建房申请时的年龄’,是指1993年以来向被告申请宅基地审批并经批准的芝山村村民提出申请时的年龄,公开之后虽然对权利人有一定影响,但达不到明显程度。故被告将年龄认定为个人隐私,并据此拒绝公开此项,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3.第三阶次的权衡基准:是否与申请人生产、生活和科研等特殊需要有关?——不予提供

《条例》第13条规定:“除本条例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条规定:“行政机关对申请人申请公开与本人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无关的政府信息,可以不予提供。”

 

●如在袁裕来诉安徽省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案中,法院认为:

 

“原告申请被告公开的政府信息,是被告还未审理终结的行政复议案件的相关材料,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原告作为张小兵等行政复议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可以依法向被告查阅被申请人提出的书面答复、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但被告办理行政复议案件过程中的有关材料,与原告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无关联,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3条规定的行政机关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范围。被告已经告知原告辅的内容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政府信息公开范围、,但可以查阅所代理的行政复议案件材料,履行了相应的法定职责,原告起诉行政不作为的理由不能成立。”

 

●又如在李洪华诉海口市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案中,原告李洪华(律师)2010年2月6日,于上海通过邮局挂号信方式向被告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向被告发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各市人民政府“四万亿加地方投资二十六多万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阳光工程”专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 (以上称《申请书》),申请被告公开行政区域内“投资项目情况、建设具体情况、项目法人的情况、合同条件情况”、“中央及地方投资情况、融资情况、地方负债及资金使用效益情况”、已启动项目依法进行招标投标的情况,如何解决假标、围标的问题”、“法律服务信息公开及招标投标情况、法律服务费用明细及其产生管控与维权效益情况(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

 

对此,法院认为
    

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由于其并非海南省居民,且从事的是律师职业,其并没有证据证明其申请公开的信息是其生产、生活和研究需要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四条的规定行政机关申请公开与本人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无关的政府信息,可以不予提供之规定,原告要求被告公开信息的请求应不予支持。其要求确认被告不履行信息公开职责违法的诉求因此不能成立。

4.第四阶次的权衡基准:是否属于“三安全一稳定”?

《条例》第8条规定:“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这是一条总则规定。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条规定:“对申请人申请的政府信息,如公开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按规定不予提供,可告知申请人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

经审查,属于政府信息,且不属于“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或者属于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且权利人也同意公开的,还需要引入“三安全一稳定”权衡标准。

 

●如在莉诉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政府信息公开案中,法院认为:

 

虽然《实施细则》有在抽取高评委成员时上一年度的成员应保留二分之一的规定,但由于每年高评委均有几十名专家组成,在确定下一年度高评委名单时,外界对于上一年度具体有哪些专家保留至下一年度并不知晓,故即使公开了上一年度的高评委名单,下两个年度高评委委员名单仍是不确定的;且《实施细则》还规定,在具体评审过程中,对审定的申报对象须获应到执行委员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票方可通过审定,参评人员想通过向个别评委打招呼的方式通过评审的可能性不大,故上诉人关于在当期评审工作结束后公开评审专家名单将导致高评委专家库名单的泄露,不利于后两期评审工作开展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况且,即使在下两个年度评审过程中发生有被评审人通过非正当手段达到其目的的情况,亦不足以提升到影响社会稳定层面。

 

如何适用《条例》第8条的规定?在上海某公司诉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案中,法院认为:

 

“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县级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办法(试行)>的通知》(浙委办[2009]29号)和杭州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杭州市重大事项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的通知》(市委办发〔2009〕105号)对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范围、原则、内容、责任主体、评估程序等都作了具体规定。在省、市均制定了评估办法的情况下,被告如认为公开案涉《合作备忘录》有可能危及社会稳定,应按照《浙江省县级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办法(试行)》及《杭州市重大事项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的规定对可能存在的社会稳定风险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论作出信息公开答复。本案中,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已按照上述规定对公开《合作备忘录》的社会稳定风险进行过评估,径行以《合作备忘录》‘内容涉及社会稳定,公开该信息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八条之规定’为由,认定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不予公开的范围,主要证据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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