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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行政执法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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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岑丹评案21到25(原来的缺25)  

2012-12-17 13:06:40|  分类: 岑丹评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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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允许他人免费乘车仍然要负责

2003-11-20  

      案情:

  2002年5月14日,广州市70岁的张老太凭老年人优待证坐上了一辆公交车。途中,由于一辆小客车和一辆摩托车碰撞,导致公交车刹车不及,撞上了摩托车,张老太从座位上向前跌倒受伤。

  9月,张老太经广州法医学会法医鉴定为十级伤残。据此,张老太要求公交公司赔偿医疗费等合计十一万余元。广州市荔湾区法院审理后认为,张老太与公交公司形成旅客运输合同关系。

  广州市荔湾区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中有关运输合同的规定,参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结合张老太受到的损失,一审判决公交公司赔偿张老太各种损失合计39370元。

  点评:

  本案的判决从定性上讲是准确的。就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而言,主要有三个:(一)免费是否免责;(二);第三人过错是否能否免除公交公司责任;(三)公交公司能否向造成损害的第三人进行追偿。  

       首先,免费并不能免责。这是因为《合同法》第二百九十三条“ 客运合同自承运人向旅客交付客票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本案中,张老太凭老年证乘车属于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规定免费。如何对待按照规定免费的乘客,《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第二款规定经营者的责任“适用于按照规定免票、持优待票或者经承运人许可搭乘的无票旅客。”

   其次,第三人的过错不能免除公交公司的责任。这是因为《合同法》规定,对于运输过程的人身安全经营者要承担严格责任,《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第一款规定“ 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而在本案中,张老太并无故意或众大过失,因此,公交公司仍要承担赔偿责任。

  再次,公交公司做出赔偿后有权向有过错的第三人追偿损失。按照《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通则》等法律、法规中也对有过错的第三人进行追偿的相应规定。

  笔者笑谈:

  虽然承认人民法院的判决定性是准确的,但是在实践中,如果笔者站在公交公司一方,明知诉讼必败,也必须打这场官司。并非是对张老太权益的否认,也不是对张老太境遇的麻木,而是因为不通过一场诉讼确定具体赔偿数额,公交公司就难以向造成损害的第三人追偿。

  在实际中,可能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公交公司主动向张老太赔偿了十一万元,当公司拿着张老太的确认书找到有过错的第三人时,第三人即使承认造成损害的全部责任,但是却坚持公交公司支付的赔偿金过高,有“做人情”之嫌。倘若如此,公交公司的一场官司还是难免。      本案如通过诉讼解决也有简捷一点的处理方式,即提请法院追加有过错的第三人,将其列为本案中有义务的第三人。判决时就可以将确认赔偿数额、明确赔偿责任人以及连带赔偿责任顺序等问题一并解决。     于公交公司而言,这样的结果也是很冤枉的,因为即使不赔,也搭进了许多功夫。但是笔者还要特别提醒,不让张老太这样的消费者乘车也不行,因为已经有了公交公司因拒绝持有老年证的人乘车而败诉的案例。 (撰稿:岑丹)

(二十二)获赠票两年内未用失效

2003-11-21  

       案情:

  王某获某公园赠票(票上标有赠发日期,但未标明参观期限),承诺可由其免费参观。但王某因各种原因一直未去参观。两年后,当王某持赠票要求免费参观时,被公园管理人员以内部规定取消该种赠票为由拒绝。王某提出质疑,公园管理部门的做法是否合法。

  点评: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赠与合同属于诺成性合同,《合同法》规定,“赠与人与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本案中赠票的行为是否生效,是否可以撤销?笔者认为,本案中有关赠票的赠与行为生效,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中有关赠与合同的条款。《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虽然《合同法》中的赠与合同所调整的是“财产关系”,而赠票表面上是赠与对方免费参观的权利,但实质上仍是可以用财产(货币)做为对价的,因此具有财产关系的性质。本案中公园对王某的赠与行为已经生效,应当履行相应的免费接待参观的义务。

  本案中,虽然王某获得的赠票具有效力,但是由于他相当长期限内未要求行使参观权利,按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三)债权人在合理期内未要求履行”,受赠人王某自接到赠票后两年内未要求行使权利,应视为超过合理期限,赠与人某公园已无法定义务承担相应责任,包括受赠人支出的交通费等必要费用。

  综合以上案情和法律规定分析,本案中公园对于王某的赠票行为有效,只是由于王某的怠于行使权利而丧失。

  笔者笑谈:

  就总体而言,赠与合同是可以撤销的实践性合同,但是也有特殊情况,《合同法》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赠与人与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的规定。

  据说,《合同法》做出此项规定,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年特大洪水,不少企业和个人向募捐单位信誓旦旦,在新闻媒体上风风光光,最后是一分不捐。若是这事放到现在,这些企业和个人可是“吹牛也得上税了”。不过希望不是起因于天灾人祸,而是些捐资助学之类的好事。  此外,在实践中,即使是可以撤销的赠与合同,因赠与人撤销时给被赠与人带来损失,由受赠人全部承担损失明显不符合民法关于诚实信用、公平的基本原则的。因此,对于撤销赠与合同所造成的损失,应当依照《合同法》中有关缔约过错的规定处理,“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即使是可以撤销的赠与合同,也还是慎重做出。  (撰稿:岑丹)

(二十三)修理工操作失误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

2003-11-24  

       案情: 2003年6月23日,辽宁省消费者王某到岫岩县消费者协会投诉,称其农用三轮车在鲁某修理部维修曲轴,由于修理工操作失误,将一轴承装反,造成整个曲轴系统损坏。鲁某称是修理工所为,与己无关,双方协商不成。

  经岫岩县消费者协会调解,鲁某认识到自己应对员工出现的问题负责,对王某赔偿了600元。

  点评:

  岫岩县消费者协会通过调解解决了王某同鲁某之间的消费权益争议,从及时处理问题、降低成本的角度看,对消费者王某是有利的;同时,从法律的角度讲,岫岩县消费者协会认定鲁某应承担修理工的责任也是有法律依据的。

  本案中,主要涉及两个法律问题:(一)农用车投诉是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二)雇工过错雇主应否承担责任。

  本案中,王某的农用三轮车投诉适用《消法》的有关规定,这是因为《消法》第五十四条规定“ 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参照本法执行。”同时,《消法》第三十五条第三款明确了“消费者在接受服务时,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服务者要求赔偿。”本案中,鲁某系提供维修服务的经营者的主体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本案中,有关雇员责任雇主应否承担的问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1条规定“起字号的个体工商户,在民事诉讼中,应以营业执照登记的户主(业主)为诉讼当事人,在诉讼文书上注明系某字号的户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5条规定“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合伙组织雇佣的人员在进行雇佣合同规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造成他人损害的,其雇主是当事人。”按照以上司法解释的规定,鲁某应对修理工的操作失误负责。至于鲁某赔偿后能否向修理工追偿的问题,属于经营者内部的另一个法律关系,此处不做评论。

  笔者笑谈:

  本案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认定,按照《消法》第五十四条规定“ 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参照本法执行。”反推这条,就是如果不是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不能参照《消法》。

  在实际中,因为《消法》是一部保护弱者的法律,在程序上和实体上都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有所倾斜,所以很多购买了农业生产资料的客户都希望按照《消法》有关规定对自己进行保护。而有些农业生产既可以直接用于农业生产,又可以用于其他用途,例如农用三轮车在农村地区进行专门营利性运输的不在少数。因此,可能会导致是否为“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争议,笔者认为,遇有这种情况除非消费者(用户)自己主动承认所购农资并非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事实,举证反驳的义务应在经营者。而通常消费者(用户)是不会出卖自己利益的。  (撰稿:岑丹)

(二十四)双方未做约定照片底片应归消费者

2003-11-25  

       案情:

  2002年9月,北京消费者刘某在某影楼拍了一套结婚照片,当时双方约定出成片30张,为保险起见一共拍摄了50多张。到取片时刘某与影楼对于20多张备用照片的底片所有权问题发生争执。刘某认为应无偿归自己所有,而影楼坚持要求刘某按每张50元钱支付费用。

  点评:

  本案所反映的问题,在这几年较为普遍。有关备用底片的所有权问题,在北京地区比较容易解决,因为按照《北京市照相业关于对服务质量和价格投诉的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处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经营者为消费者摄制的任何种类、规格的照片和底片应归消费者所有,经营者未获消费者本人书面文字同意,不得以任何名义和理由截留或挪作他用。”《处理办法》制定的目的是为维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公正、公平、有效地解决照相业在服务中,消费者与经营者因服务质量和价格引起的各种争议、纠纷和投诉,依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和《北京市饮食业、服务业、修理业、旅店业行业管理办法》。《处理办法》对于北京市内的照相经营者是适用的,所以在本案中,刘某应当有权利无偿得到20多张备用底片。

  北京地区的消费者有《处理办法》的明确保护,在北京地区之外的摄影消费者是否也能得到如此的保护呢?对于合同没有约定备用底片所属的问题,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单称“《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又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在实际消费者生活中,大多数摄影服务合同都是由经营者提供的格式条款组成,因此,按照《合同法》的以上两条规定应当可以解决消费者的问题。

  笔者笑谈:

  在实际中,还有过经营者将所有底片扣留的情况,他们的理由是他们是摄影作品的著作权人,如果今后消费者要加洗,他们可以提供收费服务。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明显的侵犯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等权益。消费者在照相馆、影楼摄影后的著作权问题,并不同一般的摄影家拍摄后产生的著作权。笔者认为,消费者在照相馆、影楼中的摄影作品具有比较明显的委托创作的性质。在一定意义上,消费者才是此类摄影作品的著作权人。此外,这类摄影作品的消费者还可以得有关肖像权规定的保护。如果说照相馆、影楼是著作权人,那么在消费者在摄影作品中的地位就是模特了,而通常情况下,模特不仅不用付费,还可以得到报酬。这样的结果,恐怕照相馆和影楼并不愿意接受吧。  (撰稿:岑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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